Isabel Hahn还指出了数据权力的三个定义性特征：一是数据权力在数字环境中无处不在，二是海量、多样的数据导致了数据权力对用户的控制，三是数据权力指的是跨不同数据集聚合数据的能力。
进入 喻中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法理学史 法理学 法律思想史 。所注意的第一方面是明显的而又令人困惑的，这就是对法律有多种理解。
为了阐明中国法理学史学科的价值与意义，应当首先理解中国法理学史在法学学科体系中的位置。（二）借鉴外来：中国法理学史研究对外来经验的借鉴中国法理学史的研究既不能忘记由梁启超、胡适、王振先等人开创的研究基础，同时也有必要适当借鉴外来的相关研究经验。研究中国法理而形成的学问，就是中国法理学。一方面，中国法律思想史的研究可以为中国法理学史的研究提供一些相对客观的参照。如，冯友兰在1990年11月所写的《〈中国哲学史〉台北版自序》中，有一番自我总结：余平生所著，三史六书耳。
这样的结构表明，法家对于法之观念在中国古代法理学中占据了一个更加重要的地位。20世纪以后，现代西方法理学虽然派别繁多，但主要是新自然法学、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和法律社会学。另一方面，或许更重要的是，个体的自我认知、价值观、思维方式是在其身处的社会关系中形成和发展的。
四、社会在法治中的结构性地位在不同语境中，马克思对社会有不同的阐释，但从关系角度来理解社会是其基本立场，即社会不是由个人构成，而是表示这些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46)。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为指导，结合法治一般理论和我国具体实践，通过对法治社会的内涵与构造的解析，展示出一种重新理解法治、社会及其关联的可能方案。(52)M.Mann "The Autonomous Power of the State:Its Origins,Mechanisms and Results".Archives Européennes de Sociologie,1984,25(2):192-194.(53)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233-241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特别是因社会转型、科技发展和跨国交往产生的非常规纠纷和非传统安全，⑤国家权力难以凭一己之力即能妥善解决，常常面临与其他社会主体的斗争与协作等复杂形势。
其二，国家责任增加引发的治理负担加剧。经济社会发展中个体差异加剧，法律制度改进和技术普及并未实质改善弱势群体的境遇，反而使其陷入更深刻的强势者优先困境(26)。
(36)第二，未将社会纳入法治框架。将这种相反相成关系放在当前社会变革和法治框架中考察，可将法治社会内部构造的主要任务分解为以下三点。(一)当前我国社会变革与法治社会的提出法治社会的提出与当前我国社会变革密切相关，对于这场仍在进行的变革，或许可从结构与观念两方面予以概括。法治社会包含多种治理主体、环节和要素，必须以周全的治理体系作为支撑。
②这些研究在法治社会的意义、结构、目标等问题上提供了诸多有益思考，但对于如何理解法治社会作为一个独立的法治范畴尚存在不足，主要存在两个基本问题。(24)S.Macaulay."Private Government".In D.Campbell(ed.).Stewart Macaulay:Selected Works.Springer,2020,pp.153-218.(25)(28)罗杰·科特威尔：《法律社会学导论》，123、161-165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就后者而言，传统的道德观、伦理观、是非观等集体意识日益受到冲击，在各种新思潮的影响下，人们的思想观念日趋多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在不同场景之中，治理体系不能仅限于各类主体的横向结构，还必须考虑纵向结构的差异。
在这个意义上，传统法治框架在直观上看不见社会，实际上已蕴含其构成性作用，当前西方法治危机或者结构性矛盾恰恰是因为社会结构碎片化与集中化、思想观念日趋多元与价值分歧等变革深刻地改变了原有的社会状况，以至于以此为基础的传统法治框架无法适应新的治理需求。虽然这些变革与当前我国社会变革的起因和表征不尽相同，却带来国家治理权力扩展与规制弱化、个体行动更加自由与更加受限等类似挑战。
(27)为应对这些变革和挑战，许多西方国家的法律实践发生一系列深刻变化，呈现以下普遍趋势。由此可见，社会越发达，似乎越有可能促进国家权力的良性运作，这不仅往往被当作法治生成的必要条件，同时也在帕特南等人对意大利地方政府民主改革的实证研究中获得某种证实。
不过，不存在法治社会的单独表达并不意味着域外法治就不存在类似问题和相关讨论。(45)罗杰·科特威尔：《法律社会学导论》，170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54)强世功：《权力的组织网络与法律的治理化》，载强世功编：《调解、法制与现代性》，222-234页，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在事实层面，法治所涉各类主体、机制及其基本框架都内嵌社会要素。②江必新、王红霞：《法治社会建设论纲》，载《中国社会科学》，2014(1)。(15)第二种进路可称为贯通范式，目前相关研究主要采用的是这种范式。
因此，为了认识和回应社会变革给法治带来的挑战，关键在于准确把握什么样的社会通过何种方式才能有效地构成法治。其二，重心在于培育发展公共性纽带。
(73)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11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由此表明，当前我国对法治社会的认识并非停留在理念层面，而是对其依托什么观念、依靠哪些主体、凭借什么依据、采用哪些方式等问题提出了系统方案。
(19)秉持这种范式的某些学者在早年研究中已意识到这个问题。(70)卢曼：《信任：一个社会复杂性的简化机制》，73-7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其次，依据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剖析社会在法治中的结构性地位，重新阐释法治、社会及其关联，为法治社会范畴解析奠定理论依据。这不仅是因为后者更能适应复杂性程度越来越高的现代社会，还在于它们能够为传统共同体中的个体解放提供外部支持。法治社会范畴产生于全面依法治国的伟大实践，具有浓厚的实践指向，但同时也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命题。(72)为此，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将党内法规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第一，对法治的理解有些僵化。这为重新审视传统法治框架提供了基本指导。
本节将证明，这一实践命题蕴含如何理解法治、社会及其关联等理论问题，法治社会的内涵、构造及其意义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这些问题的回答。然而，随着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到来，法治赖以生存的条件和前提不复存在。
(32)即使如德国早已提出从自由法治国、实质法治国迈向社会法治国，人们对法治国和社会国能否兼容至今仍存在不同意见。法律无疑是法治社会最重要的规范类型和公共性纽带，但大量其他社会规范同样提供着纽带和秩序，并且是社会多元和活力的重要载体。
(55)国家权力由此可以在保持控制的同时无须介入大量实际事务，避免直面许多社会矛盾，同时还能从这些基于自治、共同体或者同意的治理中汲取权威认同和正当性资源。当然，基本权利仅靠横向层面的互惠承认是不够的，尚需国家对其予以纵向建制化，具体表现为人民主权、保护个人权利、行政合法性、国家与社会相分离等民主法治国原则。例如，某些有助于强化国家权力的社会变革，可能会给社会调节和个人权利带来危险。2020年11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指出，法治国家是法治建设的目标，法治政府是建设法治国家的重点，法治社会是构筑法治国家的基础(12)，从三者关系的角度对法治做了系统完备的阐述，法治社会作为一个独立的法治范畴得以充实发展。
其一，法律机制与其他机制的协调互补。一些有助于社会调节的结构变迁，也可能会给个人权利保障和国家权力行使制造障碍。
在这种情况下，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开启了一场从社会管理迈向社会治理的系统改革，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等重大部署陆续出台实施。根据分析重心是侧重于法律还是社会，这些研究大致包含两类，分别以诺内特和塞尔兹尼克、昂格尔的研究为代表，其结论却趋于一致：西方法治在社会变革的冲击下深陷衰亡解体等危机之中。
刘权：《网络平台的公共性及其实现》，载《法学研究》，2020(2)。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治理资源有限性和治理任务繁重性之间的矛盾愈加紧张。
